境地几乎是必然的。
在正常时期尚且活的艰难，而当霍乱席卷巴黎的时候，雨果和巴黎第二文社的其他成员为了司汤达的事直接写信给大仲马也就不难理解了。
雨果他们的心情，大仲马可以理解。
《红与黑》也确实是一份值得出版的佳作。
但是，作为一名经常关心政治的法国胖子，大仲马也明白这本书的敏感性。
如果想要让这本书出版，就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也是《红与黑》在巴黎被查禁的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书中透露出的对拿破仑的极端崇拜倾向。
虽然法国的七月王朝在明面上为流和各个政治派别的矛盾，口头上慷慨大方的对拿破仑为法兰西作出的贡献予以承认，但实际上路易·菲利普的政府一直都在心提防波拿巴派的势力。
在大仲马看来，这个趁着各方势力相持不下的空挡顺势窃取七月革命果实的窃国丑每日每夜都在担惊受怕。
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拨动他时刻紧绷的神经，他生怕《红与黑》这样的书一多，明他就会被受到这些文学作品感染的正直法兰西公民赶下王位。
至于伦敦，他们虽然不像是法国的七月王朝那样害怕拿破仑这个死人，对于涉及拿破仑的各种文学作品也相对宽容。
但是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不论是辉格党还是托利党，两党内部的保守势力一直都致力于将拿破仑塑造成吃人魔鬼的形象。甚至于在《英国婪内部，迪斯雷利也曾经在亚瑟决定刊登路易的那篇杰作《拿破仑思想》时，同他产生过不同看法。
当时，亚瑟强调刊登《拿破仑思想》可以分流《威斯敏斯特评论》等自由主义激进派刊物的读者份额，进而开拓更大的读者群，最终才服料斯雷利。
不过，作为让步，《拿破仑思想》也被永远的锁定在了副刊《经济学人》当中，以此来确保一旦出了问题可以随时弃车保帅，不会影响《英国婪的时尚文学主营业务。
一份《拿破仑思想》已经让《英国婪内部出现了分歧，如果再搭上必须归类在主刊上的《红与黑》，知道正在议会春风得意充当反改革急先锋的迪斯雷利先生会不会同意。
毕竟，托利党的各位阁下暂时只知道迪斯雷利是《英国婪的大股东和杰出作家，但是并不清楚《经济学人》其实也是由《英国婪编辑部发校
可如果《红与黑》出现在主刊版面上，那迪斯雷利可就等于是直接跳进泰晤士河里了。
虽然迪斯雷利先生私下里和亚瑟他们聊时，经常：“我不会写出不利于改革总体措施的文字。”
而在他决定加入托利党之前，他甚至还去参加了一场海威科姆的激进分子竞选活动。
但是，当灵活多变的迪斯雷利在一场宴会上结识了托利党极端派大愧前海军大臣约翰·克罗克以后，迪斯雷利便立马出版了一本名为《英国和法国：或内阁恋法病的疗法》的反法、反辉格党册子，并热情的邀请克罗克帮忙斧正。
而在册子出版后，他还厚着脸皮帮克罗克在册子上挂了个编辑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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